在我国，立法是在党的领导进行的。

西方伦理学界所推崇的放风筝模式一度主张，只要建构一部完善的伦理学理论就可解决一切实际的伦理问题。读者将会看到，在名义上形式—理性的艾滋病防治立法体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很多不同且相异的有关艾滋病人隐私保护的条款，不同条款应和着不同的伦理原则和导向。

同时，如果从法律运作的角度来看，附条件的告知条款中的相关立法语言的确定性显然不足，比如因艾滋病防治和社会保障等工作需要的规定是否会在实际工作中产生扩张解释，这是立法所难以控制的。虽然很难说立法的冲突有多少是直接来源于伦理讨论的未解和冲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伦理讨论的未解和矛盾，使得不管是立法者还是普通大众都陷于一种互相矛盾的对艾滋病人隐私的认识之中，正因为这种矛盾认识的存在，使得立法者在考虑立法之民主基础的时候往往不能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⑨与此类似的是一种授权理论，该理论以奥斯丁(John Austin)的主权者命令说为开端，假定了授权与结果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极端地肯定了主权者命令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对社会事实的多重面向关切甚少。因此，伦理讨论固然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而法律系统的健全，仅有伦理讨论的多元观点存在仍是不足的。⑧或者认为地方传统社会制度实际上乃是一种较为保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阻碍着个人进入自由状态，而只有在自由状态下，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才能决定对新的生活方式和变化过程的取舍。

我将这些条款称为与隐私保护相关的性伴告知条款。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律，就不可能理解法律的特征、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和法律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理解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专业性业务的一门技术的这种‘实在性。六是，注意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因素。

如果超越历史阶段去否认这些非科学因素对立法的影响，脱离实际，要求一切立法的内容都必须等同于科学结论，则会欲速则不达，会阻碍通过立法促进社会进步的进程。而张春生的观点是立足现实进行阐述的。协调协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法律规范，如果法律规范制定后，不能得到实际的遵守，也不能说立法是科学的。

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从性质上说是政治领导。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应有重视。

五是，要合理地确定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既要避免重权力、轻责任，特别是国家机关只有权力、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也要避免过于强调国家机关责任而忽视其权力的情况。因此，检验一项立法是不是科学，一个首要的普遍性标准就是，这部法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和体现了它所调整领域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科学立法也是一个新事物，理论和实践中对它的基本范畴尚缺乏深入研究，对它的内涵还没有形成共识。无论前面马克思所说的表述法律，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的良法，还是张德江委员长所说的法律要尊重和体现规律，实质上都是要求法符合规律。

立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对问题的争议意见相持不下、难以定夺的情况。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但是，现实中影响科学立法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因为有历史现实的基础和各种合理性，仍然并将会长期存在，对这些非科学的因素应当予以承认和尊重。如果法制定后得不到有效实施，立法就失去了意义。

中央立法体现的是全国的统一性，地方立法体现的是各地的差异性，对于地方立法而言，如何妥善处理这种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就十分重要，从立法技术上说，把这个关系处理好了，就把握住了法律体系内在规律的关键。当代中国立法面临的一个重大背景是：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比如，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对于如何确定个税起征点，各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在短短一周内，就收到23万多份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归类分析，就从一个重要方面得出民意的倾向，最终，立法机关将税收起征点由原来的3000元提高到3500元。

他认为：首先，科学的本质在于追求真理，而法的本质是人们意志的反映，我们现在强调法律要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并不等同于科学结论。三是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宗教本身就是基于人类认识的局限而产生的，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宗教最终也会消亡。一年春节，仅除夕和初五夜，在京城禁放区，有关部门就出动民警、联防队员、治保积极分子和保卫干部２１万多人次，加强街道和社区的巡逻控制，执法成本之高可见一斑。地方立法应当坚持有特色、解决问题、在本地方管用的原则，反对求大求全，盲目追求体系和体例结构的完整性。这个少数与多数是以数量而论的，投票的结果就是根据数量的比例达到的定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朴素的结论：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审议到投票表决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由定量到定性的过程。

在总结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立法精细化。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对改革方向和措施的把握能力越来越强，改革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立法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认识到，法律内容的原则粗疏不仅损害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法制统一。

现在，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是，过于追求体例结构的完整，内容繁复，重复甚至照抄上位法的情况比较普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

有观点认为，民主立法是指立法内容要充分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就是说，民主立法是指立法内容的民主。健全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

当扣除执法、守法的成本后，法律规范实施的效益大于立法成本时，这样的立法才可以说是科学的立法。从这一角度看，检验立法内容是否科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立法程序是否符合民主的要求。五是，注意考虑地理环境对立法的影响。但是，现实中受各种非科学因素影响的立法与追求科学立法也并不矛盾。

二是，如何处理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与立法机关组成人员集体行使职权的关系。认识和把握规律，属于认识论中的反映论，它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立法者的认识条件和能力，而尊重和反映规律，属于认识论中能动的反映论，它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立法者的责任使命和政治智慧等多种因素。

二是对立法所涉利益群体的意见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不久前全国人大修改后的立法法，也增加规定了一条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如果将科学立法的要义之一界定为立法内容科学的话，那么，就要提出，立法中科学的内容由何而来？达到立法内容的科学可能有很多路径，但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立法程序的民主，没有民主的立法程序，就很难有科学的立法内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是，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论。

张德江委员长在前述地方立法工作会议上要求，进一步健全民主开放的立法工作机制。七、可执行性决定立法的科学性 立法的目的，是使法得到有效实施。所以，认识和把握规律与尊重和反映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两个重要范畴，相辅相成，互为条件，是保证立法符合规律的缺一不可的因素。实践中，不少地方和部门在编制立法规划时，都没有确立一套法规立项的民主程序。

但在立法时，对公民在哪些领域应当纳税，纳税的起征点是多少，也就是说，公民纳税的界限和理由是什么，就必须进行充分的考量论证，否则，立法所设定的公民纳税义务就会违背公平正义的精神，成为不科学的规定。三是，承认和尊重风俗民情等历史遗留因素对立法的影响。

在立法中认识把握和尊重反映全局性的规律，其复杂性、困难性都要高于对局部性规律的认识把握和尊重反映。实践中，有些法制定的成本很高，制定后虽然没有多少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但法本身也没起什么作用，这样的法也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性。

这两个地方对立法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设置量化标准的做法，是加强立法技术建设的可贵探索，值得肯定推广。在2014年8月下旬兰州召开的中国法学会立法学会年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杨景宇和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对科学立法也做了个性化阐述。